讓教師工會引領進步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劉梅君（政大勞工研究所所長)

     羅德水（台北市教師會總幹事）

攸關全國教師可否組織工會的「勞動三法」修法進入最後攤牌時刻。雖然世界各主要國家之教師皆可組織工會，惟在台灣或由於傳統文化因素，或由於國人之勞動人權意識普遍不足，乃至於會發生「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」早已加入「全球工會聯盟」所屬「國際教育組織」，而台灣的「工會法」第四條依然禁止教師組織工會的怪象。

歸納起來，反對教師組織工會的意見不外以下幾點，反映社會若干思維，值得做一釐清。

首先，最常見的說法就是所謂的是「專業說」，表面上，這樣的論調看來好像十分尊重教師的專業性；實質上，這樣的思維卻是將「工會」與「專業」直接對立起來。然而「工會」強調的是作為受雇者的基本權利－「結社權」，「專業」談的是受雇者提供的服務內容，兩者不僅不衝突，反而組織結社權有助於專業自主性的落實。

另外，官方的「專業說」，似意味著「教師不是勞動者，或勞動者不具專業」的偏見，對教師與勞工來說都是一種歧視。就以教師為例，誰也不會否認教師的專業地位，但同時教師也是「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」的勞工，若從職業社會學來分類，教師是所謂的「專業白領勞工」。換言之，不因其為白領及所擁有之專業，而失去所謂的受雇勞工的身分！因此，所謂的「專業」根本不應該成為禁止組織工會的理由。

反對教師組織工會的另一個說法是，「教師組織工會將行使罷教權，行使罷教權會影響學生受教權益」，也是部分家長反對教師組織工會的主因。然而這樣的推論過於簡化，且缺乏實證基礎。若社會關心的是學生受教權，那麼我們應該追究的是受教權的核心問題，那就是受教品質，影響受教品質最大的當事人之一就是教師了，試想若教師缺乏合理的工作條件、專業自主性被不當干預，受教品質勢必也將落空。因而唯有先保障了教師的合理工作環境，學生的受教權才得以落實。

西方先進國家教師享有勞動三權是社會早已有的共識，國際公約上也明定教師的這項基本權利，試問這些先進國家的學生實際上受教權被剝奪、被侵害了嗎？

事實上，勞動三權本來就是是三位一體缺一不可的，不過考量台灣特殊之國情，教師組織對於有關爭議權是否限縮的看法，也都表達了可以理解的態度。經驗世界裡，即便法律賦予教師百分之百合法的爭議權，任何沒有社會正當性的罷教，幾乎也沒有成功的可能，外界實不宜每每以此作為禁止教師組織工會的理由。

最後則是教育部近日的「恐嚇說」，繼日前所謂「教師享有的退撫等福利，不是其他勞工能享有的；教師團體不能好的都往自己身上加，不好的就排除」的說法後，教育部長杜正勝於教育部年終記者會上再度表示，「全教會若執意要組工會，按邏輯應該名實相副，採行符合勞工的制度。」

問題是，何謂「符合勞工的制度」？「勞動基準法」第八十四條則指出，對於「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」，基本僱用條件，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，但若所定勞動條件優於公務人員法者，從優適用，不發生兩者保障相牴觸的問題。「勞基法」保障的是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，而「工會法」維護的則是勞工的團結權，教師組織工會是基本人權問題，只要是受雇者都應該有這樣的權利，職場福利與結社人權根本就是兩個問題，豈可混為一談？

再說，難道工人就沒有權利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嗎？行政部門應該檢討的是，為何廣大的勞工階級無法和政府部門員工一樣享有同等的福利事項，而非以降低薪給作為恐嚇公部門員工不得組織工會的理由。

儘管如此，筆者完全同意的是，在台灣教師組織工會所面臨的不全然只是法律上的問題，教師組織與工會朋友在積極推動修法的同時，恐怕也要同步加強對會員與社會的勞動教育。期待這一陣子的爭議與討論，可以引領國人更加關注其基本人權議題，並重新思考工會組織對於整體社會的意義與價值。若能如此，不僅教師組織工會終將水到渠成，台灣的公民社會亦將到來。(原載中國時報940121)